1963 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对潘汉年所作的判决书中，除了叛徒和汉奸罪名之外，还有一条重要的罪状指证潘汉年在上海解放之后，掩护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提供情报。。。“被告人利用副市长职权，把胡均鹤安置在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做主任，使胡等在上海市公安局内引进了职业特务、反革命分子达三千多人，其中特务机关组、站长以上的特务骨干分子就四百多人，这些反革命分子利用合法身份进行种种阴谋破坏活动”。
此项罪名，居然有3000余名敌特和反革命混进人民民主专政机关？何等惊人！事实如何呢？
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对潘汉年错误判决的刑事判决书，宣告潘汉年无罪
1949年5月上海的顺利解放与秩序快速恢复，承载着特殊的历史重量。经过百年发展，上海已是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大都会，其解放与稳定不仅关乎中国命运，更让世界瞩目中共，这个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政党如何执政。
而彼时从隐蔽战线的情报深耕、感召策反，情况汇编到丹阳古城的集中整训，再到解放初期的乱象整治，每一环都为这座“十里洋场”的新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彼时上海，虽历经抗战与内战动荡，仍稳居“远东第一都会”的国际定位，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核心枢纽，其国际地位在当时的中国城市中首屈一指。
它是全球航运与贸易节点、远东金融中心、多元文化与国际社群熔炉，工业与经济辐射中心。作为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四十年代的上海纺织、机械、化工产值已经占全国70%以上，外资与民族企业并存，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远销东南亚、南亚等地，成为远东地区的工业制造基地与经济辐射源。这种经济地位使其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战略要地，也凸显了其解放的国际意义。
上海解放的物资与情报准备，早在炮火来临前就由隐蔽战线悄然完成。中共隐蔽战线构建起全方位情报网络，像手术刀般精准剖析上海的“五脏六腑”，在党政军领域，摸清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的名录、部署及负责人信息，甚至精确到连排级编制；经济领域，详查官僚资本企业的设备清单、财务账册，连中纺公司的董事会记录都悉数掌握；基础设施方面，测绘出电厂、水厂、交通枢纽位置，标注每座碉堡、防御工事的精确坐标。
这些情报来源多元，既有打入敌内部获取的《淞沪防御工事配系图》等核心机密，也有通过策反人员得到的兵力部署计划，更有从报刊、年鉴中提炼的公开信息与秘密测绘的街道岗哨地图。华东局将这些零散情报系统整编为30余册、100万字的《上海调查资料》，涵盖城市概况、军事部署、产业布局等，成为接管团队人手一册的“百科全书”。同时，地下工作者还通过策反争取十万余国民党军倒戈，储备2万吨大米等战略物资，印制数百万份宣传材料，为解放后的接管与民生稳定埋下伏笔。
1949年4月底至5月中旬，邓小平、陈毅率领的总前委在江苏丹阳展开为期23天的集中整训，将隐蔽战线提供的“家底”转化为精准的接管行动方案。3万余名党政军财文各界精英齐聚这座小城，核心围绕思想、组织、纪律、物资四大维度做准备。
全体准备进入上海的干部战士全文背诵《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明确“原封不动，全盘接收”的原则；纪律上，陈毅定下“禁用重武器、不得进入民宅”的铁律，确保部队秋毫无犯；物资上，赶制各类接管文书，印制《解放日报》创刊号，筹备粮食煤炭等生活必需品。正是接管团队带着对上海的全面认知与严明纪律，为进城后的高效工作做好了准备。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初期，社会治安呈现“遗留乱象与快速整治并行”的特点。国民党败退时遗留的特务、散兵游勇与本地流氓帮会勾结，频发抢劫、纵火等破坏活动，流民聚集与物价波动也滋生投机犯罪，黄赌毒等沉疴尚未根除。但凭借隐蔽战线提供的精准情报与丹阳整训的充分准备，整治行动迅速展开。
中共华东局、华东军区、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委市政府已经着手研究开展“清匪反特、整顿治安”行动，依托详细的特务机关名录与驻军分布资料，精准搜捕匪徒；借助企业档案与物资清单，高效完成接管与投机倒把打击；发动群众举报线索，建立基层治安组织。与隐蔽战线此前的宣传铺垫形成呼应，在最快时间内取得民心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为城市后续建设铺平了道路。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与部分中共上海地下斗争党组织领导成员合影。前排左起：王尧山、沙文汉、刘长胜、刘晓、潘汉年、刘少文、吴克坚。后排左起：赵先、张毅、刘人寿、张承宗、王清、黄景荷
隐蔽战线的情报深耕，到丹阳整训的能力锻造，再到解放初期的秩序重塑，环环相扣的筹备与行动，不仅实现了上海的和平解放与平稳过渡，更创造了中共接管特大城市、国际大都市的成功典范，为新生政权写下了厚重的开篇。
此时，一个特别熟悉上海情况的老特工来到了丹阳，见面礼就是将“中统”苏州潜伏区区长苏麟阁交给中共。二十多年前，他曾是中共早期高级干部，二十多年后，他的履历上写满着“叛徒”、“大汉奸大特务”，刚从国民党监狱里放出来，生活潦倒，而前来投靠曾经的“老友”。他是胡钧鹤，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团中央书记，叛变后成为白色恐怖时期的中统干将，抗战时期的汪伪政治保卫局副局长。
此时中共准备解放上海已经箭在弦上，时任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华中工委情报部部长的扬帆将胡均鹤情况向当时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汇报后，饶漱石经过判断后，认为上海解放后，对于证券的稳固，肃清匪特事宜便是重中之重，此人的职业生涯对于上海社会情况的熟稔是可用的。据此，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反特部门决定使用他。
饶漱石再度启用胡均鹤的理由是什么？
首先，光复后胡均鹤和许多汪伪特务吃了国民党的官司，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
其次上海情况复杂，我们对情况不明，有必要用特务。上海当时已是600 万人口的大都市，我们由外部进入，对隐蔽战线的敌情不了解。胡均鹤充当过国民党和汪伪的特务，他熟悉这两方面的人事，应当用他作为“眼线”。用饶漱石的话说，进上海处于“敌情不明，群众未发动，公安力量未组织好的形势”，“应麻痹敌人，争取时间，组织力量，发动群众”。进入上海之初，饶对此还有进一步的说明：“过去国民党就是用顾顺章把我们的地下组织搞垮的，我们也要这样办，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而我们私下猜度的话，饶漱石是否还有隐侧之心。饶漱石早年就与胡钧鹤相识，二人同在上海的沪西工友俱乐部接受进步教育，同一年（1925年）加入的中共。胡钧鹤还是抗联英雄赵尚志的妹夫，饶漱石代理满洲省委书记时，赵尚志是满洲团省委书记，是战友。他们又同时被捕，关押在“奉天第一监狱”，狱中，赵尚志曾救护过当时身患疟疾的饶漱石。在抗战时期，潘汉年在上海、江南地区从事情报战略工作，胡钧鹤的确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这些，饶漱石也是知道的。
情报委员会和所谓的“三千三”是怎么一回事？
饶漱石在丹阳就指示说：“可以让胡均鹤搞个委员会，我们派个干部进去，放在公安局的外面。”
因此，决定用胡均鹤的是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并不是胡钧鹤的“老相识”，时任华东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这就与1963年判决书中““被告人利用副市长职权，把胡均鹤安置在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做主任”的指控是不对等的。
当时上海的反特工作是由新成立的公安局社会处主管，下属第二室主管情报，情报委员会便是归二室管理，根据“放在公安局外面”的指示，它属外围机构，并不列入公安局的编制。
设立这个情委会时只有主任、副主任和秘书三人，没有其他委员。
但是，用军事手段解放的上海，一时天翻地覆，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军管会颁布的治字第一、第二号布告，集中打击仍拒不放下武器继续进行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敌人。对于那些历史特务，则注重先调查了解，摸清情况。胡均鹤的情委会便是通过他们个人的社会关系，给这部分人改邪归正，回到人民方面来争取宽大自赎的机会。扬帆还规定他们必须严格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和纪律，只许动口，不许动手。
扬帆在受命筹建情委会的设想：
第一步，通过情委会摸清上海国民党和汪伪时期的特务情况，这需要相当时间；
第二步，举办上海市反动党团特务登记；
第三步，结合对办理登记的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的处理，将情委会网络内的这部分人一并处置（过早处理会影响公开办理登记）。
经时任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部长，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批准，1949年6月，扬帆在社会处处务会议上宣布情委会成立。是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内成立的特殊咨询机构，由投诚特务和起义人员组成，主要负责提供国民党潜伏特务线索，协助新政权肃反。胡钧鹤为主任（被批准穿解放军军装）。
1950年2月社会处改编为政保处（政治保卫处），原二室缩编为情报科，情委会则改为情报科的外围机构情报室，胡均鹤为副主任。同时上海市公安局城区各分局亦成立政保股，除由原社会处二室派出干部外，也由情委会派去一些编制外的人员协助建立情报网络。
客观的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情委会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据上世纪90 年代上海市反间谍斗争史编写组掌握的材料，上海解放初期隐蔽战线特情人员约两千名，来自敌阵的就占65%。
情委会和后来的情报室的工作，一是侦察破案。解放头两年根据特情报告发现敌特活动的各种线索共约4000余起，其中侦破专案470起，占同时破案总数的45%，其中重大专案约占三分之一。
1949年10月，国民党保密局特派谋刺陈毅市长的著名杀手刘全德案，就主要靠胡均鹤处的特情高激云破的案。
刘全德
1950年7月，保密局派来的苏、浙特别站站长兼苏、浙“人民反共总队”少将站长兼司令封企曾的就擒，也是靠情委会的特情朱崇文（原名朱岑楼）从中识别捕获的。
封企曾
二是为上海市反动党团特务登记提供线索材料约八千件（此数字与提供侦破线索的数字有重复）。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情委会特情人员中发现有问题的人，同样立即查处。1951 年上海市公安局结合对反动党团特务登记分子的处理，结合镇压反革命，清理特情，在一千五百余名来自敌人阵营的特情中，继续留用的仅14 名，约占百分之一，其中有罪恶有民愤的也都逮捕问罪处理。
判决书上“三千多人”这个数字从何而出
1949年，扬帆在保卫干部训练班向学员上课时，曾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谈到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华中分局联络部部长，在情报与保卫条线上，各种社会关系纷杂。张恺帆（建国后曾任安徽省省长）便戏赠他两句“扬公门下三千客，尽是鸡鸣狗盗徒。”这本是两句带有戏谑性质的打油诗，也有赞扬他能够使用各色人物的意思。
张恺帆
但是后来，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长的黄赤波居然根据这两句诗，在上报中央杨帆材料时，将“三千三”作为了正式数字。继而成为了1963年判决书上的依据。
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一文中所说，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散发这份材料，引起“群情激愤”，“把本已基本查清和解决的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中所犯的某些错误，耸人听闻地说成饶漱石和扬帆借以特反特重用包庇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 多人，工作上的失误变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
而实际上，早在1951年，公安部长罗瑞卿巡视上海侦察工作时，就曾指出上海的侦察工作“以特反特”的成绩：一是破了案，有些还是大案要案；二是发现特情人员有问题，立即究办。他当时认为胡均鹤等人都是用得好的。
当然，作为其时的公安部部长，罗大将在侦办潘、杨案中，因为秉承着最高命令，也是不遗余力的。评价罗大将在 "饶潘扬案件" 中的作用，也应当历史地、辩证地看待，既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苛求古人，也不应回避他在这一冤案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
罗瑞卿
回看上海解放之初公安部门实行“以特反特”斗争策略的过程中，成绩与弊病也是共存的。
一是突破了“放在外面”的原则，成为公安局反特内部成员。（主要是1949年8月，扬帆在上海市委会议上汇报社会处干部不够，饶漱石这次明确指示“特务可用”，作为解决干部力量的办法之一。扬帆据此从胡均鹤处选调了四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到预审科充当预审员）
二是关系太滥。
三是以特情领导特情。
四是暴露了秘密，公开使用，从而招致在政治上的不利影响。
人皆作古，往事可如烟？饶漱石，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他与高岗图谋进行分裂中国共产党、篡夺党政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55年3月被开除出党。饶漱石最终被盖棺定论为：党内野心家。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3天后，又把饶漱石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来查究。
1967年，公安部按照中央文革的一纸命令将饶漱石重新抓入监狱。这命令的原文只有十九个字：“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
谬论的是，这竟然是个“无头命令”。直到1981年3月24日，才有了个大概的原委。
1975年3月2日，饶因胸部难受进医院，当天夜里因病毒性肺炎不治病故。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饶漱石
1986年8月，中央在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时，于第436条注释中这样写道：“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被判刑。”这段经过中央同意发表的注释，实际上以独特的方式为饶漱石的“内奸”罪平反。
2001年，其家属后人曾提出为其彻底平反，被驳回。
潘汉年，1955年4月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因“内奸”问题被捕。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潘汉年是“长期隐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内奸分子” 。1967年3月潘汉年又被重新收监复查，被永远开除出党籍并判处无期徒刑 。1977年4月病逝。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潘汉年
扬帆，1954年3月，公安部成立扬帆专案组。1954年12月31日傍晚，扬帆被秘密扣押后送北京受审。扬帆自1955年初被押到公安部，关押了11年后才判决。1965年8月，扬帆被判了16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5年，扬帆送湖北三沙洋劳改农场安置劳动，每月发给生活费80元。1980年，公安部宣布为扬帆平反时，他的双眼只有0.2的光感，已经看不清字，只能凭耳朵听了。到了1983年8月，扬帆蒙冤20多年的所有不实之词被全部推翻，获得彻底平反。1995年，扬帆双目失明。1999年2月20日上午11时扬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
扬帆
胡均鹤，1954年9月，胡均鹤接到上级通知，说是要他去北京公安部汇报工作，他兴冲冲跑到北京，没想到，一下车就被扣押起来，一关就是28年。1983年胡均鹤走出监狱，他是因年迈体衰而保外就医的，出狱时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胡均鹤的儿子向法院提出申诉，法院经过审理，终于替他平反。胡均鹤作为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老干部被安排在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处，一直到1993年3月病逝。
胡钧鹤
解放之初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情委会”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中共反特部门运用“以特反特”的逆用敌特工作策略，其结果是加速了在沪国民党和汪伪历史特务的全盘覆灭。
且在运用人员鼎盛时期，也未曾达到“3000”余名。其中一部分有罪恶、有民愤的，早在潘汉年被捕四年以前的1951年，结合镇反运动已悉数捕办，受到了应得的惩处。